大连集市“夜经济”点旺城市烟火气

新华社大连10月5日电(记者郭翔)铁板鱿鱼、烤冷面、肉夹馍……进入国庆节假期,晚上8时的大连市长兴里小吃街依然空桌难觅,各家店铺的经营者用力叫卖着,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小吃的香味。

从大连海鲜烧烤到重庆小吃,从日本料理到南亚风味,长兴里小吃街约半公里的环形步道两侧汇集了近百家美食店铺,其中一些店铺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网红店”。“国庆节假期开始后,天天顾客络绎不绝,大家在这里‘解锁’自己的假期夜生活。”一家饮品店店员说。

问题演变:自视过高 挑战中央及特区政府权威

“夜经济”点旺烟火气,疫情防控不放松。今年国庆节前夕,大连出台《大连市夜经济场所疫情防控保障指南》,对营业场所、经营者和工作人员提出科学评估可容纳最大客流量、餐饮场所采用相邻桌椅间隔不少于1米等16条要求和建议。

刘兆佳形容,拥有更大权力后的司法机关取态和定位令人“错愕”。就在去年,香港特区政府为止暴制乱,引用紧急法制定禁蒙面法时,高等法院原讼庭却裁判紧急法违反基本法。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人大法工委)明确表示,紧急法经199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确认符合基本法,并采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这表明该条例全部规定都符合基本法。刘兆佳指出,“只有中央有权决定香港现行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并予以废除,香港司法机关并无‘违宪审查权’”。

关键所在:明确定位 清晰认识“一国两制”及新宪制秩序

大连金普新区的一处夜市灯火辉煌,这里是很多大连食客心目中的美食聚集地。绵延约两公里的夜市街区上,店铺排列两侧,串串香、炸串等是食客来此的首选小吃。“除了吃小吃,还有饰品店、服装店等等可以逛。”正在挑选小饰品的孟繁琴说,“逛着逛着就会发现自己买了不少东西,特别有节日的热闹劲儿。”

“夜市正发生着变化。”经常逛夜市的刘双说,“夜市更干净了,食品卫生也更好了。”大连金普新区的这处夜市,不少摊位前摆放着临时垃圾桶,工作人员会及时清运。长兴里小吃街主办方严把食品安全关,所有店铺实现明厨亮灶,米、面、油、肉、蛋等主要食材和酱油、醋等主要调料由主办方统一采购,均为品牌产品。

“正因中央和草委会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所以放心让其在回归后享有更大权力。”刘兆佳解释说,“更大权力”包括将终审法院设立在香港,让香港获得终审权;及在中央授权下,司法机关能够解释基本法大部分条文,又因这些条文涉及到公共政策及政治体制等内容,司法机关在回归后,就可以借助“解释”基本法,介入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工作。而回归前,终审法院设在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且香港并无一套详尽的成文宪法。“这就令司法机关潜在(拥有)比回归前多得多的权力。关键就是你如何行使权力,以及行使是否得当。”

热闹的夜市见证着大连旅游市场的回暖。据大连市有关部门统计,国庆节假期首日,大连接待海内外游客54.77万人次,综合收入1327.1万元。

热闹的夜市不仅体现一座城市的活跃度,更是一个个家庭的生计。大连金普新区一处夜市的小吃摊位经营者说:“现在这里又热闹起来了,我们靠着经营小吃摊生活的人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

第一,司法机关要清晰认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背后的历史背景、中央对港政策,特别是防止香港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第二,司法机关要尊重中央及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要能够自我克制,不要把自己看作最重要的维护人权和高度自治的机关,不要试图侵蚀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权力;第三,司法裁决无论怎样用法律语言包装和解释,最终都不能与一个普通民众对法律公平公义的朴素认识偏离太远。“当愈来愈多人批评司法机关的时候,司法机关应认真反省,究竟有什么是需要改革的。”(完)

对于如何解决香港司法机关引来愈来愈多质疑、甚至失去政府及市民信任的问题,刘兆佳指出,最关键的,是司法机关要明确清晰自己在“一国两制”及回归后的宪制秩序下适当的角色和功能。

从去年高等法院裁定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制定《禁止蒙面规例》(禁蒙面法)违宪;到多名被批准保释的参与暴乱份子弃保潜逃;再到有法官在判词中对参与暴乱的被告大加赞扬,“修例风波”发生以来,香港司法机构的取态及表现,愈来愈受到社会关注。就此现象,刘兆佳从香港司法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演变及问题关键所在一一进行了拆解。

在香港本地,司法机关对特区政府是否给予尊重亦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乃至影响全港市民的利益。刘兆佳以港珠澳大桥的兴建及中环湾仔填海工程为例解释,司法复核阻延工程进行后,工程花费大大增加,香港的发展受到拖延,这就造成全香港人的损失。他表示,回归后出现的大量司法复核案例,令司法机构某种程度上过度插手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过程,从而可能致使特区政府、以至全港市民需付出更大代价来应付司法复核的判决。

刘兆佳指出,回归之前,香港司法机构的取态比较低调,不会挑战英国政府及港英政府的权力;且当时的司法机构承认自身在政策方面所掌握的情况和知识没有政府多,承认政策范畴是政府所长,不会过多介入,一般会尊重政府制定政策及执行政策的权力和权威。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草委会)及相关专家学者当年普遍认为,回归之后,在香港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会按照回归前的行为方式,维持低调及自我克制。

他又举例永久居留权案件(吴嘉玲案和庄丰源案),指出香港司法机关往往只根据基本法个别条文作字面解释,而不理会中央对港政策,对中央政府权力、对全国人大权力不予尊重。刘兆佳直言:“我们的司法机关自视过高,未能理解到基本法在全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未能理解基本法乃贯彻中央对港政策的法律工具,亦未能理解全国人大是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其权力不容挑战。”

历史背景:中央信任 回归后司法机构获更大权力